1953年底,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,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“互相尊重领土主权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惠、和平共处”五项原则,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。1954年,周恩来又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,并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、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“联合声明”,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、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。
1967年6月,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在邻国缅甸的仰光,也在发生一场“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,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。进尔,又在学生中成立了“红卫兵”的组织,开始了“革命的大辩论”。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,在异国的土地上,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。
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。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,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。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。“革命的红卫兵”们肯定要捍卫“统帅”的尊严,另一派,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,就是不准佩带像章。于是,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,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、械斗。
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,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——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。
缅甸共产党在1960年代失去位于缅甸中部的根据地之后,很快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,有一批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北京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学习,后分别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野战军挂职学习。在地方挂职学习地四川省、贵州凯里,云南昆明对一部分缅甸人秘密进行国际共产陪训,其有815军区司令,丁莱,东北军区参谋长余剑、果敢彭加声,克钦丁荫,佤邦赵尼来等,后来在缅甸东北部重新建立,当中包括了佤邦,克钦邦,果敢。缅共中央所在地设在勐固。
彭家声部原本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。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。彭家声赴北京,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。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,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。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,此时,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。
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,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。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,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。战斗,不久就开始了,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。
1968年1月1日,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,正式打出了“人民军”的番号,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。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,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。1969年3月,原分散在贵州、四川的原缅共人员,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,出现在了果敢地区。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,这样,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。1969年4月,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,彭家声被任命为“果敢县长”。
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,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。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,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。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。1976年,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。
德钦丹东的牺牲,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它直接导致了“白旗派”的终结。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,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,并取得了全胜。
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,北部被中国全力支持的,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,却不断地占山为王,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。外电报道说,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,人民军过关斩将,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。在果敢地区站稳后,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。
1970年4月,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;1970年11月,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。同时,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。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,建立了根据地,1971年11月,进攻重镇滚弄。1972年,攻占南卡佤山,占邦桑、邦扬。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。
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,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:东北军区、中部军区、“八一五”军区,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,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。这四大块缅共武装,实际上,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势力的雏形。当时,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,毛泽东果断地决定: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。”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,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,打着红旗奔赴各地。
由于云南境外,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,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。当时被认为,缅甸的革命是“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”,是中国义不容辞的“国际主义义务”。在那样极“左”的年代,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,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“革命工作”,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。于是,从1970年底至1971年,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“知青”们跨出国界。在“国内”,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“正式参加革命”。
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,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“滚弄战役”,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,刚学会打枪的“知青”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。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。少数失散的女知青,流落缅北,有的走投无路,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。这一仗后,跑出去“革命”的知青,部分又回到了兵团,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“革命”。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,许多终于熬过了“吃苦关”,一些人走上了“领导岗位”。
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,已经有一批“知青”在重要的岗位上。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,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,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,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。这些人,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。
至1975年,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,在萨尔温江以西,也建立了根据地。它的势力范围,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,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,其它的国境线上,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。往南走,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,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,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。其鼎盛时期,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150-200万人口,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。
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“国际主义援助”与支持,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。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,投入了大量的人、财、物、力。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。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,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。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,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。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,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。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,采取了僵持对峙,等待时机的策略,待情况变化后,再伺机下手。
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。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,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。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后,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“顾问组”,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。由此,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。1979年,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,与缅共的关系,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并逐步疏远缅共。
如同缅甸其他争取自治的少数民族一样,佤邦得到缅甸共产党的支持,但结果他们亦与果敢邦一样背叛了缅共。结果,缅共的领导人在8888起义事件中被逼出走中国。随着吴奈温领导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倒台后,佤族组织(Wa National Organization, WNO)与新的军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及和平协议。1989年3月12日,彭家声的果敢部队于果敢县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。并建置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(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)。是年,与缅甸军政权逹成停战协议。4月,林明贤之815军区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,并另立门户组织掸邦东部同盟军(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, NDAA )。同年,与缅甸军政权逹成停战协议。4月17日,鲍有祥之佤部队于佤邦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,并成立缅甸国家团结党(Burma 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)随后更名为佤邦联合党(United Wa State Party 或 UWSP),武装部队命名为佤邦联军(United State Wa Army 或UWSA)。5月18日,佤邦与缅甸军政权逹成停战协议,缅甸共产党正式解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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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呢,很多人打着什么中缅友好的旗帜时,是不是也该从人性的角度,反思一下中国长期革命输出,出钱,出人,出力支持缅甸的独立组织,给周别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。别的不说,使周别国家长期处在反分裂的战争状态中,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危害不可能小吧?更不用说在战争中损失的大量劳动力和生命。而这些,都被堂而皇之的披上所谓共产革命的外衣。
假使缅共取得全面胜利,那么在赤柬的罪恶很可能也在缅甸全面上演。
现在的很多中国人,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,因而满足于以讹传讹,似是而非的天朝上国的迷思中。似乎缅甸应在中美中选边站。其实,缅甸人民本应有探索幸福模式,选择幸福,追求幸福的权力,中国本就应严格遵守其作出的和平原则,无权干涉。缅甸人民的选择,终究是其自身的选择。
[ 本帖最后由 mysimsyd 于 2013-1-12 14:47 编辑 ]